编者按：“世说经语”公众号近期推出经济学家思想评述系列文章，本文为该系列的第八篇。
“在社会选择、福利经济学基础理论、更广泛的分配伦理学以及与这些领域相关的测量问题上，森是一位无可怀疑的大师。”
肯尼思•阿罗，1972年诺奖得主
在二十世纪经济学界群星璀璨的天空中，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33.11.3 - ）可能是既独特，又令我们感到亲切的一位。
从出身上说，他是一位生长于发展中国家（印度），并仍保留其国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而在研究方向上，阿马蒂亚•森既不是自由放
任主义的鼓吹者，也不是凯恩斯阵营的拥趸，可以说，他的理念是“以人为本”。
也正因为深切关注着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人们，阿马蒂亚•森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穷人的经济学家”，并于199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少年已识人间苦
阿马蒂亚•森于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邦桑蒂尼克坦，早年求学于加尔各答大学总统学院。在大学期间，他开始学的是自然科学，后转向了经济学。
促使他选择学习经济学的原因之一，是在他9岁多的时候即1943年，他的家乡印度孟加拉邦发生了大饥饿，死亡人数高达数百万。这件事对他以后生活道路选择和学术生涯有重要影响。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1953年大学毕业后，森去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这使他有机会接触不少著名经济学大师。在剑桥，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和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曾作过他的老师，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夫人指导他写作论文。森还曾与多布一起讨论过阿罗（K.Arrow）的名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这些经历让他收益匪浅。
1959年，森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并于四年以后回到印度，在加尔各答、德里任教。1971年他再次回到英国，并于牛津执教。1988年森应聘于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与哲学教授。1998年，他回到剑桥大学任三一学院院长，并于当年被授予诺贝尔奖。
阿马蒂亚•森（左）接受诺贝经济学奖
在获得诺奖的次年，森出版了他的专著《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emnt as Freedom）。这部著作对他长期学术生涯中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做了综合的表述。他在序言中说，写作此书的目的，是对“发展”问题提出一个以“自由”来概括的新视角，供在公共领域进行公开讨论和批评检视。
下面，我们对阿马蒂亚•森的部分思想作简单的介绍。
自由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手段
森认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自由不是单纯的政治自由，而是指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比如，人民应该免受饥饿、疾病的困苦；每一个孩子都应接受教育等。
森认为，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主要手段。森区分了自由的构建性作用和工具性作用。构建性作用是关于实质自由对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工具性作用则指自由作为一种工具可以达到实质自由的目的。
工具性自由还可以分为五种：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护，防护性保障。
政治自由
指的是人们拥有的确定应该由什么人执政而且按什么原则来执政的机会，也包括监督并批评当局，拥有政治表达与出版言论不受审查的自由，能够选择不同政党的自由等等的可能性。
经济条件
指个人分别享有的为了消费、生产、交换的目的而运用其经济资源的机会。
社会机会
指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及其他方面所实行的安排，它们影响个人赖以享受更好的生活的实质自由。
透明性保护
指满足人们对公开性的需要，在保证信息公开和明晰的条件下自由交易。这种保证对防止腐败、财务渎职和私下交易所起的工具性作用是一目了然的。
防护性保障
即使在一个运行良好的经济社会也会有一些人落入贫困的境地。防护性保障提供社会安全网，以防止受到影响的人遭受深重痛苦，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挨饿以至死亡。
自由与市场经济
纵观历史，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的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作用甚大。
首先，自由劳动改变了历史上已有的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狭窄的，追求是“有限的”，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追求是无限的。“无限”是创新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其次，自由劳动在消灭旧的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基础的同时促进了社会分工。只有自由劳动、自主选择职业才会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才会把一切的一切纳入广泛的交易，才会有市场经济。
再次，自由劳动可以在看不见的手的驱使之下合理地分配资源。
最后，以明确劳动力产权为特征的自由劳动，在促进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促进了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劳动者的自主劳动打破封闭，走向开放，横向信息和横向竞争成为劳动者提升自我素质的有力杠杆。
正是因为自由劳动有如此的重要意义，森才高度地总结道：“一个社会中工人的自由延伸到出卖他们的劳动力是他们的自由的扩张，而那是一个社会状态是否良好的一个重要制度。”
自由是所有人的追求
追求自由是普遍的人性要求。森借用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的研究成果证明了这一点。
福格尔的研究证明即使奴隶拥有较多的货币收入，但还是愿意选择做哪怕货币收入较低的自由人。“事实上，在奴隶制度废止之后，庄园主试图召回奴隶，使他们继续按奴隶的方式工作，但获取更高的工资，却未能成功。”
阿马蒂亚•森进一步指出，即使自由选择和服从命令最终会给人们提供同样的产品，人们还是会选择自由。森说：“即使在这两种情况下（分别是自由选择和服从独裁者的命令），一个人按同样的方式，生产同样的商品，最后得到同样的收入，而且购买同样的物品，这个人还是会有很好的理由偏好自由选择，而不是服从命令。
被赋予诗意的理想
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三世界公民，阿马蒂亚•森还与印度第一位诺贝奖获得者——泰戈尔有一些联系：他的名字是泰戈尔取的。
森的外祖父是泰戈尔的秘书，曾请这位诗人为自己的外孙起名字。泰戈尔挑了“Amartya”，意为“另一个世界的”，并说“这是一个大好的名字。我可以看出这孩子将长成一个杰出的人。”
“Amartya”是蕴含着智力的或想象的未来，恰恰酷似泰戈尔在《吉檀迦利》中描写的彼岸世界，也在冥冥中印证了阿马蒂亚•森悲天悯人，济世救民的情怀。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园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得深处说出的；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罢。
——泰戈尔，《吉檀迦利》诗35
来源：世说经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