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九月，一大批“00后”迈着青春的步伐，走进大学校园，年轻的脸庞上，满是对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的憧憬。
41年前，也是金秋，“恢复高考”的消息如同一针强心剂，唤醒了无数年轻人被压抑了十余年的学习热情。一次公平的考试，点亮了他们的梦想，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一次公平的考试，也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拐点，照亮了中国的前程。
悠悠40载，当年的那批年轻人如今多已年过花甲，很多事情都在改变，高考也在改变，但公平选才的特性一直没有变。一批又一批人才经过高考的选拔脱颖而出，奋战在各条战线上，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和社会发展的支柱力量。当年那个刚刚经历十年浩劫、百废待兴的中国，如今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惟一的冬季高考
1978年高考，四十四中考点门口拉起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祖国，请您挑选吧！”这是莘莘学子不负青春的誓言，也是年轻的考生们对国家对民族对自己美好未来的期许。
1977年八九月间，科学和教育领域的专家们在北京筹划着一场后来被证明意义非凡的变革——变“推荐上大学”为“恢复高等学校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的办法”。无论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还是应届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均可报考。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意见，正式恢复高考。9天后，北京成立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
消息传出，宛如春雷。
那是积聚了太久的渴望，那是压抑了太久的梦想，那是一个国家重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旗的序曲……
新华书店的一名老员工至今记得，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的复习资料刚一面市，就引发了连夜排队抢购的壮观场面，印刷厂日夜赶印，仍然供不应求。“有的人拿着小板凳，半夜来排队。”
在“文革”中被调到普通学校当校长的北京五中教导主任杨玉民赶紧托人把消息带到在东北、西北插队的学生们，叮嘱他们珍惜机会，好好准备。
下乡返城后已在朝阳区教育局人事科工作的杨轩荣从《人民日报》上看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陷入纠结——这个机会他等了快12年，“可我已经三十岁了，年龄会不会太大了……”杨轩荣最后还是报了名，“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必须试一下！”
在长春某工厂当翻砂工的臧铁军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无论是下乡还是当工人，读书、学习他一直未曾间断，甚至还在父亲的同事和棋友、一位大学数学教授的帮助下，自学了微积分和物理。
初中毕业留校，已在北京三十三中（现北京八中分校）当了6年教师的线联平，考虑再三，没敢报名，“我没上过高中，担心考不上。”
……
1977年12月10日，恢复高考后的首次考试如期举行。那场景可谓空前绝后，不少兄弟、姐妹、师生、夫妻同场考试。
杨玉民早早站在考点外，看到了多年未见的学生，彼此紧紧拥抱。年轻的学生眼圈红了，“杨老师，我觉得像做梦一样。”
这次考试，分省命题。北京的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杨轩荣提起笔，百感交集。在东北建设兵团的青春，重获高考机会的欣喜，统统涌上心头，不擅长作文的他，竟一气呵成。
当年，吉林省的作文题是二选一，臧铁军选择的题目是《伟大的胜利》，他提笔写道：“今天，我能坐在这明亮的教室里参加高考，心潮澎湃。是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带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这惟一的一次冬季高考，竞争空前激烈。全国570万出身不同、年龄悬殊、身份迥异的考生涌进考场，而高校招生的人数只有27万。
最终，杨轩荣被清华大学“附中师资班”录取，臧铁军则考取了吉林大学物理系。
叩开了大学的校门，这些幸运儿求知若渴，“每天，学校要靠拉闸才能把学生赶回宿舍。宿舍虽然熄了灯，还有人举着手电筒趴在被窝里看书。”臧铁军说。
变宽的“独木桥”
1977年的高考一结束，线联平就四处托人找来考题，看完题目，他心里稍微有了点儿底，“应该有希望，我也要试一试。”此后，一有闲暇，他就到高中班里去蹭课，做高中生的习题和作文。考前半个月，他搬到学校里安心温习，妈妈特地煮了好几个鸡蛋，给他补身体。
那一年的7月，和今年夏天一样闷热。
师大女附中（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考场里没有风扇，地上洒的水很快就蒸发了。23岁的线联平额头布满汗珠，他也顾不上擦，在卷子上飞快地书写着。
那一天，是1978年7月20日，9.4万名考生在全市175个考点参加高考。当年，北京的录取率大约是18%，线联平被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专业录取。
未录取的考生中，还有约1.6万名考生的高考成绩超过了300分。“这个成绩很不错了，当年全国有半数以上的地方高考录取分数线还不到300分。”今年已85岁的原北京高教局局长陈忠回忆说。
国家需要人才，考生渴望学习。北京出台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项“改革措施”——建大学分校，扩招。自筹资金，依托高校，用闲置的中小学校舍办学……仅仅三个月，依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北京建起36所走读制的大学分校，1979年2月，正式开学。
“仅北航就建了3个分校，抽调各学科教师参与建设。”当年在北京航空学院教书的陈忠说，“虽然条件艰苦，但解决了大问题。”
大学分校，只存在了6年，但为北京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仅78、79、80三个年级就培养了18000多名学生。不仅如此，大学分校还给北京留下了一所市属多学科综合性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如今每年在京招生规模名列前茅。
伴随着大量知青返城，青年人学习的需求十分迫切。考上大学，就能当国家干部，工作就有着落。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成为高考的代名词。
拓宽“独木桥”，改变“一考定终身”，从恢复高考之初，就是北京高考改革的重要方向。
1980年9月，北京批准13所职工高等院校；10月，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通过自学、函授、夜大，也能达到高等教育同等学力。
全国统考的机会也在增加。
高校最大规模的扩招在1999年到来。那一年，线联平已是市教委计划处处长，负责招生计划增量分配，他和同事们与各高校反复磋商、协调，在本科和专科上均作了调整，稳妥推进。
2000年1月，北京实施春季高考改革，一年两次高考，给考生们更多升学的机会。
新世纪之初，高考取消了“未婚、年龄不超过25岁”的报名限制，向所有具备高中同等学力的人们敞开大门。
2003年，我国首次试点高校自主招生，“一考定终身”开始改变。
正式录取后重新征集志愿，本科平行志愿，考后知分知位知线填报志愿……近年来，北京不断从技术层面完善高考招生制度，降低学生的报考风险。
40余年，北京的高考录取率完成了从不到10%，到超过80%的跨越，“这不仅仅是入学机会的增加，也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发展”，已从市教委主任任上退休的线联平说，如今的高等教育已不再是精英教育，而是面向大众的公民素质培养。
这不仅是一场考试
如果说，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奏响了改革开放交响曲的序曲，那么，40年来高考制度的不断完善，则是改革浪潮不断向前的有力见证。
2002年春季高考，“3+X”的考试形式首次亮相，语文、数学、英语首次由北京自主命题。2004年夏季高考，北京所有高考科目全部自主命制。这是臧铁军出任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这个任务，他一直负责到今年。从全国一张卷，到分省命题，“这不仅是为了考试的安全，也是为了考试的公平。”臧铁军说。
2004年，臧铁军参与命制的第一份北京高考语文试卷，将“北京方言”列进考题，2006年的作文题《北京的符号》更是将“京味儿”发挥到极致。
2007年，北京实施高中新课程改革，模块化教学、学分制、研究性学习，允许学生选修。
2010年，新课程首次高考，不仅出现“阅读延伸题”，还在高职录取中首次推出“高考+会考”，“专业+学校”的录取方式……
高考语文的语言基础试题改变了以往“字形”“读音”的直接考核，而是给出了互不联系的三段文字，请考生阅读后作答。“这实际是考查学生快速阅读、获取信息和整合信息的能力。”臧铁军说，现代社会，面对海量信息，如何从中选取自己需要的信息，是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同时，高考作文首创微写作，甚至允许考生用诗歌作文，鼓励学生激扬文字，展现才思。数理化的题干也不再只是数字、公式，而是加入到实际情境中，比如请学生利用数学知识计算阶梯票价、水价等。
2017年高考，数学科目中竟出现答案“不惟一”的试题，以培养学生批判质疑的科学态度。文综、理综试卷中，涉及了北京修编总规、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共享单车、最新命名的化学元素、青蒿素等多个新闻热点。当年1月我国成功研制出的世界最亮极紫外光源“大连光源”，也出现在6月的高考试卷中。
高考内容的变化，不仅折射出中国不断前进的脚步，也“指挥”着课堂教学的改变。靠押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想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已经很难了。于是，2010年，全市的博物馆、图书馆、厂矿、剧院等上千家资源单位成为学生的社会课堂；老师带着同学们到金融街听专家讲解金融危机，到学校附近调研交通拥堵写“提案”；学生们还可以在网上跨校选课，或是直接“走进”名师课堂……
高考不再只是一场考试，高考本身就是课堂，每一道试题都有立德树人的功效。
臧铁军拿今年的高考试题举例，语文作文《新时代，新青年》和《绿水青山图》，就引导学生心怀家国，勇担责任；文综、理综试题中，出现十二平均律、云梦竹简、文字起源等古代文明，天眼、绿色化学、冬奥会等“中国骄傲”，激发考生的民族自信。考场外，不少考生说：“这题，答得提气！”
“虽然试题情境不同，但考查的知识点，还是源于课堂，不求怪，不挖坑，给学生减负，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展示自己的舞台。”臧铁军说，这是北京高考自主命题的方向。
的确，笑着走出考场的考生，越来越多。
今秋九月，当首批“00后”走进高校时，新一轮的高考改革也已启动——2020年新高考将不再分文理，首次允许考生选考科目……
“如果学生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清晰规划，一门心思扎堆金融等热门专业，国家需要的基础学科少人报考，那这样的选才制度不是我们需要的。”臧铁军说。
“新高考的设计，就是为了引导学生明确志向，提前规划人生，通过高考，找到准备从事一生的事业。”线联平说。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着这样一个把国家与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考试制度。
岁月变迁，高考常新。面对时代命制的试卷，每一代人都会写下自己的答案。
来源：北京日报
